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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皖新闻讯 三年前，陈家桥带着《红星闪闪》做客徽派；三年后，他又带着包括《红星闪闪》在内的《时代三部曲》再次来到徽派。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创作周期，陈家桥直言这个过程很有意思，也确实是个挑战。日前，省作协副主席、著名作家陈家桥做客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的大皖徽派直播，他坦言，自己在创作《时代三部曲》时，仿佛又回到了刚开始写作之路的时期，希望小说写作更有意思一些，形式感更强一些。
还原历史 用自己的方式接近父辈
作家陈家桥
徽派：三年前您带着三部曲的第一部《红星闪闪》来做客，现在三部曲全部完结了吗？
陈家桥：2019年带《红星闪闪》来做客，非常愉快，一晃三年过去了，现在《时代三部曲》包括《红星闪闪》《山河人间》《春和景明》全都出齐了，所以很高兴带着三本书来和广大徽派的观众见面。
徽派：除了出版的时间，听说创作的时间跨度也挺长的？
陈家桥：这三本书出版大概有三四年时间了，因为有个周期，从确定选题到出版社组织出版到面世。说到创作时间那更长，作家写作一般都要先酝酿，准备材料，动手写，修改，一共算起来的话，有13年的时间，从我想到要写《红星闪闪》到三本书都写出来。实际上我想说，我最早写《红星闪闪》的时候，没想到会组成三本书，我是想把早年外祖父当红军的事写下来，是个引子，后面慢慢铺展开来，才想到去全面反映过去一百年来中国社会的时代变化。写这个一是觉得有意思，二也觉得是个挑战。时代是个大的话题，偏向主旋律，但任何小说要靠细节、靠故事来支撑的。说到故事，首先浮现的是人物的影子，时代的氛围，触动你个人记忆的点，这确实是个复杂的过程。但是之所以作家最终把它写出来，是因为他面临这样的需要，需要去表达，你觉得对你个人也好、对写作也好比较重要的东西，你想把它记下来。
《红星闪闪》
徽派：挑战比较大的是哪部作品？
陈家桥：确实是很大的挑战，特别是第二本《山河人间》，这本书的写作时间实际上在第三本后面，《春和景明》的创作和发表其实更早些。《山河人间》的挑战更大是因为，我要写我的家乡，五、六十年代，社会主义大建设时期，那些主要人物算是我的父辈，都和我的交集很深，都和我的成长背景有关，到红军的故事相对远一点，和自己的关系相对疏离一些。五、六十年代，那些人都还在，而且那是个特别火热、激情，同时物质上特别匮乏的时代，想还原那个时代有很大的难度。所以写的时候我找了很多资料，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父辈，希望自己去深刻地理解父亲，这是小说很重要的内容。
内容第一 也要允许形式上的创新
徽派：13年的创作周期，对您的表达会有阻碍吗？
陈家桥：写小说确实是个技术活。我小时候，印象特别深，家里孩子多，衣柜不够，父亲就找个木匠来我们家打大衣柜，我就观察那个木匠来，必须在规定时间内把衣柜做出来，两三个礼拜在我家里吃饭。作家写一篇小说，尤其是写一部长篇，也是一样的，在相对比较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部作品。但是如果写一部大的作品，尤其是三部曲这样的作品，某种角度上讲，很难在一个比较封闭的时间内写完。因为它是三个作品，它有跨度的。但是13年，人在具体的生活当中是会变的，他的想法会变，态度会变，计划也会变，这确实对作家是一种考量，你必须维持作为创作的主体，连贯性，写作风格相对比较固定，比较有标识，以使你的文气不断。所以这三本书，它们之间也有所不同，但是，相对比较宏大的作品，都会有结构，中间有着细微的不同，甚至是有着气息上的变化，反而构成了作品内在的某种平衡。不光我的写作，其他作家也存在这样的情况，你观察他一段时间的写作，要么在成长，要么在蜕变，会有这种变化，其实我们要容许这种变化，但是对于持续的写作来说，这种变化本身体现了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作家的写作观，人生观。
徽派：刚刚说到表达的形式不太一样，比如《山河人间》是书信体，《春和景明》是口述，您的考量是什么？
陈家桥：人到中年，个人记忆的累积会促使你往回看，像我二十几岁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充满了对写作的野心，还有别人贴上的先锋作家的标签。实际上我们的先锋写作不是80年代那种余华、苏童的写作，只是相对来说比较前卫的、自由的、具有开拓性的，在文体上有些变化的。到我三、四十岁开始写《时代三部曲》的时候，实际上我又找回了刚刚踏上写作之路的写作想法，还是想把小说写作变得有意思一点，形式强一点。有时候形式的变化，叙事方法的变化，会带来内容的某种触动，会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审美上的一些新的变化。像书信体，多卷本，跨文体，口述，借用了不那么小说化的方式来写小说，但它是小说，只是叙事方法和风格上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尖锐的东西，比如《红星闪闪》里面是五个人来讲故事，大家会觉得有必要吗，但这里面带来作家在写作上的一个新的命题。我们都知道，小说是虚构的，但如果说作家本身和读者一起，来保持一个看法，对讲述的故事的真实性存在某种怀疑，那么五个人来讲述，我希望从形式上消除这种怀疑。历史已经过去，但是讲述历史的方式是可以创新的，在我们这个相对包容开放的时代，允许这种尝试和创新。
《春和景明》
徽派：三部曲是主旋律作品，跟先锋作家的表达有矛盾吗？
陈家桥：确实是的。这三本书是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，要写和人民相关的，气息很强的作品，同时我又是先锋作家，比较注重叙事方法和突破的。三部曲也入选了很多国家级、省级重点文艺工程，主流作品普遍受到社会的关注，作家的写作肯定要保持写作的个性、态度和观念，如何同主旋律的要求、题材和表达内容的统一。形式大于内容一直被批评，任何一个文艺作品，最终决定它的好坏的是内容，即使是主旋律作品，看小说，看的是审美、思想和阅读感受。无论什么样的作品，都必须和个人记忆、生活、历史的细节、人的成长以及人对社会的观察思考结合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从准备写到写到出版面世，整个作品的主流性质，和社会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，但是它是作家用个人化的方法去创作的，这一点来说并不矛盾。
聚焦乡土 我们进入多选题的时代
徽派：故事里的家乡六安，在写作中承载的意义是什么？
陈家桥：我一直在思考，这是很大的命题，就是作家和乡土的关系，比如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写他和马孔多的关系，福克纳写和他笔下的美国南方小镇的关系，刘震云写他的延津老家，莫言写山东高密老家，作家越往后面，写很多以后，会发现，哪怕写城市，写光怪陆离的、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，但是根是在乡土。并不是城市化的过程中我们失去了乡土或者说远离了乡土，因为人和社会、自然、历史的关系，如果要追溯根的话，最终是追问存在。整个中国社会过去一百年，就是在自强，更强大，更富裕这些诉求的同时，追求现代性，用现代性塑造这块土地的人民，现代性的转型就是在故乡，乡土，传统这些大的概念里找出新的顺应时代要求的现代性元素，使我们在更好生活的同时，精神世界，内在心灵要求和时代之间的关系，会被现代性地表达。我写《山河人间》的压力也在这，那些老家的农民干活，修水利工程，很艰苦，但他们很热情，很乐观，因为他们都知道，改造山河的这个巨大的过程，他们是被需要的，被时代所召唤、所感染的，这个时代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。表达整个民众普遍的诉求，要过上更好的生活，这是非常健康向上昂扬的目标。我们作家的写作不仅是写口号，写努力，写劳动，实际上是写人群，写人的关系在这个口号下面怎么具体生活，具体奋斗的。说到六安，我在小说里就是想挺我们六安人。我以前觉得，老家人很可怜，其实是一种虚弱情感的反映，但人到中年之后，我觉得反而是一种强大。比如说，我有个姨父住在山里，我家住在畈上，他过来要走十几公里山路。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他穿着布鞋，一旦到公路上，他就脱掉鞋子，赤脚走路，土公路上是有沙子的，我们小时候不懂，就觉得很奇怪，他有句话：走公路很伤鞋。就是说，脚可以磨破的，鞋子不可以。在困难年代，人本身成为了生产资料，脚可以劳动可以受伤，但鞋子不可以。我在年轻时觉得很感染，这几年思考的时候，除了被感动之外，更多的问题在触及我，就是人很强大，人的韧性很强。
《山河人间》
徽派：时代的写作，想过总结共性和个性的东西吗？
陈家桥：《时代三部曲》写了过去一百年的事，写了三代人，从地域和人的特点等来说，有共同的东西，超越这个共同点的更重要的内在品质，是小说试图去寻找的。比如写老红军刘行远，我的外祖父的原型，其实发动刘行远去参加革命的叫王孝之，也是有原型的烈士。早年参加革命是个过程，他之所以参加革命，不是所有人都勇敢走出去挑战命运，汇入时代，勇当弄潮儿的，一定是有特殊禀赋的人才会这样做。我看王孝之的资料，她是个"三仙姑"，会"治病"，发了财，有了条件，很快她把财富给了别人，发动起义，这就是牺牲；《山河人间》塑造的大哥程志茂，我小时候也有个原型，放牛的时候，别的人喜欢骑在牛背上，悠哉悠哉的，他是唯一不骑牛的人，说他觉得骑牛，牛干活就会少点力气，其实他是爱护牛，骑牛未必是对牛伤害，但他永远是牵着牛的，即便这样的对我也有感动；《春和景明》中，我写的知识分子叫陈寅，实际上我对他是持批评态度的，但是为了凸显里面真正的女主人公裕芬。出国潮也好，民工潮也好，在这个不断出走的过程中，总有一些人留在原地。裕芬的丈夫出国，她留在原地，我想写的是留守者的命运。百年命运，不断激荡，洪流向前，总有人留在原地，这并不是说他没有汇入洪流，他在洪流中成为恒定的坐标，传统是不会丢的，他跟传统的关系更紧密，他是留住传统，留住文化的根脉。小说是虚构的艺术，人是世间百态的，有世俗性，小说里凸显人的伟大、重要、不可或缺是在于，总要有人在任何时代里面来抗住底线，坚守最重要的东西。文艺作品里，塑造各种各样的人，两个方向在博弈，一方面有人在做牺牲，当弄潮儿，进入潮头；还有一些人是留守者，站在原地，坚守某种品性。我们要说的是，在时代这个大范围内，有动又不动，有狂飙，有口号，有现代化，同时，留在原地的人，和传统和记忆更紧密约束在一起，为我们保留记忆的人也很重要。两种不同品性的，有重要承载价值的人，都在小说并存。
徽派：新时代背景下，您的创作和表达需要做选择吗？
陈家桥：说到选择，萨特有一系列论述。我们这一代作家，很庆幸，这个时代的伟大包含了让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受到教育。改革开放以后，中国的教育、文化发展太重要了，这么大的国家，做巨大的转型，教育现代化，知识的传播，我有幸接受了教育。我的写作中一是受传统文明的熏陶，另一个是受到很多先进写作观念、方法的训练，这也很重要。作为作家，面对纷杂的社会，人不停在地做选择。举个例子，王蒙在一个节目里讲到，特别有意思的事，他的孙子做作业，有道语文题，就是鲁迅说的两棵枣树那段话，下面四个选项哪个正确，但是四个选项的表达都差不多，王蒙说，这不是一样的吗，怎么选。他的意思在于，我们现在有选择困难症，突然被甩到一个有选择困难症的年代，前面说的选择是选择大的道路和方向，现在高度信息化社会，选哪个都行，该怎么选。我们过上了物质丰沛的生活，abcd四个选项都很好，怎么选。其实我们进入了多选题时代，这个时候写作也如此。大量文艺作品，一年出多少书，多少杂志在发表小说，在这个巨大的文学现场里，你该怎么写，能够让读者喜欢。某种意义上我觉得，写作在这个时代是多余的事业，真不是凡尔赛。从当代文学来讲，四十多年的积累，洋洋大观，成了个很庞大的文学体系，作品作品足够丰富，这种情况竞争也很激烈，我们的作品不是留给后人评判，现在已经进入了及时写作、及时评论、及时反馈的时代，但文学不是快餐文学，它需要积淀。就选择来说，大的方面是选择文学道路，要不要写作下去，这是职业作家必须坚持的；至于怎么写，用什么方法写，现在有很多种方法，文学期刊，媒介，批评，出版，各种条件供你选择的、腾挪的空间很大的，比如大头马最新的游记《东游西荡》，写她跑马拉松，既能解压，还能写书，还能到处去旅行，文学确实进入了很多元的阶段。
投入人群 要和更多的人站在一起
徽派直播访谈中
徽派：作家也面临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情况，像去年《人世间》大火，您怎么看？
陈家桥：文学作品影视化，这是个大课题了，坦率地说，大部分作家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改编，因为会有更大的受众。但有些作品适合被改编，有些不适合，《红星闪闪》出来以后，也有影视公司来接洽，在上海，他们说可以改网剧。我就问，改电视剧不可以吗，他们说口述体很散，而网剧是单元化的，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后来他们跟某网络平台去谈，之后跟我讲，会找人改出三集样板，最后就没下文了。《山河人间》，确实是正在谈的，和电视台，有望把它改编成年代剧。
徽派：现在还有那么强的表达欲望吗?
陈家桥：可能会先停一停，当然还会继续写。人到中年以后，确实需要稍微停顿一下。不知谁说的，人一快，好多东西就错过了。快和慢，需要人在不同的年龄做不同的调整。慢下来，也很好，可以思考一些事。我准备回六安再好好转一下，家乡变化很大的，想看看那些乡亲现在是什么表情，对生活是怎么看的，毕竟匮乏和穷困过去了，人不停地往前走，会遇到很多新的问题。作家失去对现实的关切，没有投入人群，丧失这一点是不好的。你总是要和更多人站在一起，了解他们的生活，某种意义上讲，我们要构成别人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们要参与生活的整体，不要被甩在外面，到人民中去，讲的就是这个，不能当成空话，当成口号，要变成实际的，和自己职业写作有关的，就是要去，要接触他们，和他们谈话，这都是很好的。
大皖新闻记者 李燕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