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闫红说||我爸(续)

©原创 2023-03-27 16:52

我爸向来爱挣钱。

一方面因为家庭负担重,我奶奶常年吃药,时不时还要住院;另一方面,当他感到怀才不遇“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”时,挣钱这件事能够给他某种成功感。

有人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,是在权力之外,控制这个世界最好使的工具,甚至于权力也常常听命于金钱。我爸虽然挣不到那么多的钱,但是当他感觉到没有被单位公平地对待时,挣到钱多少算是一种安慰。

起初他挣钱的方式不脱乡土本色,养过兔子——一笼一笼的安哥拉长毛兔,养在院子里,我爸下班就会去护城河那边的郊外割草,有时也带上我。他割草的同时对我指认蚕豆和荞麦,有次,还让我看一只螳螂,它绿得透明,悍然举着一双大刀,大眼睛愣愣的。

受国际形势影响,兔毛突然降价,我爸把兔子卖了,养鹌鹑。有段时间我们家早餐桌上总有三五个鹌鹑蛋。

他甚至还养过土鳖,想过种苜蓿草,买过一台针织机……搞钱方式流水般更换,但有一样很恒久,就是写稿。

为了提升上稿率,我爸买了台打字机,写稿之外,他也接打字的活。他所在的那栋楼上原本有个打字店,我爸的优势是顺便还能帮别人改稿。他的业务因此频繁,我妈也参与进来,下班就坐在桌前打字,以至于我妈不在家时,我耳边也会有哒哒的幻听声。

打出来的蜡纸,要到油印机上用人力印出来,活多时,我爸会忙到深更半夜。他的手指常年是黑的。有天他把手伸出来,笑着说:“两鬓苍苍十指黑”,我听得心里有点难受,曾几何时,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好看的人。


我爸却主要是得意,现在想来,是他对抗这世界的一种方式。他工作那么努力,得到的认可却很有限,不管在哪里,他都要给人让路,要给有学历的人让路,要给有背景的人让路,一让再让之后,这种狂傲,也许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吧。

好在渐渐的,排在他前面的人相继高升,他终于也熬成了一个部门小领导。职务不算高,但有点小小的权力,可惜权力这样东西,落到他手里,也是明珠暗投。

比如说,有次他和一位领导去南方出差,路途迢迢,要在某地中转。到了当地,领导司机说,找个好点的酒店吧,我爸说,好赖不过一宿,对付一下就是了。费用是由我爸所在部门出,领导和司机只好由他。

结果我爸找的那个店条件简陋也罢了,夜里还进了贼,把领导的裤子偷走了。老板娘跑到大门口,找回裤子,领导赶紧去摸口袋里的钱包,当然是摸了个空。

我也是不擅长和领导交结的人,但想象此情此景,换我估计能吓够呛。咱固然不必去巴结领导,但也不要得罪人家啊。我爸回来后说起,却哈哈大笑,对受害者非常没有同情心。

那一路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,人领导高高兴兴出个差,愣是被我爸整成了荒野求生。公平地说,这个事,领导相当无辜,想住个差不多的酒店,吃得稍稍像样一点有什么问题吗?

我爸也不是有意整蛊,他常说自己是“泥人不改土性”,省吃俭用惯了,在他眼里,住得好坏真的没有差别啊。至于说会进贼,他不觉得是个事,睡前他把衣服都折好放在枕头底下,也提醒领导了,领导不听,他有啥办法。

这位领导卸任之后,我因为偶尔的机缘和他聊过几次,发现他读书甚多,待人接物都有些书生气,在官员里,是比较令人愉快的那一类。可惜和我爸没缘分,不过人与人之间,隔膜才是常态。


并不是每个领导都能像这位这样默默忍耐。有几年,我爸过得不怎么快乐,即便他不说话,我也能在他脸上隐隐看见怒意。后来他开始写作,写得废寝忘食,他现在身体不太好,可能都与此有关。

我体会我爸的心情,一定有许多不甘,他这大半生,活得兢兢业业,工作上他热爱新闻事业,听到哪里有线索,总是第一时间赶到,为了写稿废寝忘食,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报刊上;对于朋友,他慷慨热情,为人质朴,奉献多而索取少,人送外号老黄牛。为什么,他这样的人,总是要给人让路?总是处于下风?

他在乎的也许不是得到,而是他一直信奉的才能与奋斗,在别人眼里为什么这么一钱不值?被人家肆意踩在脚下摩擦。

我有次跟我爸聊到这个话题,我说他对世界认知有问题,“我不要你觉得,我要我觉得”,这个话,不是人人都能讲的,普通人,说了不算,这种铁律,不是通过努力就能跨越的。到了这个年纪,不如与世界握手言和,躺平拉倒。

我爸当时很不以为然,说我太悲观。我不想争论,打了一句哈哈了事。我拿来打哈哈的那句话,就是网络上比较红的,“悲观者正确,乐观者前行”。

用这句话终结争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,既不得罪对方,也不放弃原则。

有一天,我想,但悲观真的正确吗?

那是在我娃某次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时,他考得不太好,他的好朋友考得也不太好。好朋友的妈妈打电话给我,各种诉苦,感觉天都要塌了。我说一次考试成绩不说明什么啊,其实考试成绩本身也不说明什么,不要太悲观,悲观是无益的消耗,只会堵死自己的路。

说着,我忽然想起我爸,从根本上,我和我爸一样,是一个乐观主义者,我们凭借着乐观,走过艰难,同时将自我保全。这一点,尤其体现于育儿这件事上。

我爸退伍时,我两岁多,我爸每天下班回来,就教我识字。我再长大一点,如果他到家时看见我在读书,会奖励我一颗糖。

于是出现滑稽一幕,傍晚,正在玩耍的我忽然丢下玩具冲进房间,拿起书大声朗读。外面我妈和我姥姥哈哈大笑,并不是我爸回来了,她们用扇子扇炉子的声音太像自行车轮声了。

我阅读能力再强一点时,我爸给我买来很多童话书,其中一本叫做《童话学》。那些理论对于五岁孩童实在太高深了,但援引的例子还是让我看了很多遍。

我每一篇作文我爸都会细读,上初二时,一首奉旨而作的朗诵诗让我爸惊为天作,当晚送到他的同事、副刊编辑王秋生家中,王叔看了也说好,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。

那时我已经开始偏科,语文前几名,数理化只能考几分。高二时候,我不愿意无端消磨光阴,决定退学,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作家。

我每天仍旧背着书包出门,到近郊的坝子上溜达,路上人迹稀少,不大会碰到熟人。然而天越来越冷,快下雪时,我瞒不住了,跟我爸坦白了。

我爸问,你将来不会后悔吗?我说,不会。我爸说,那好。但是你这么小,也没有生活基础,待在家里写作是不行的,我去打听一下,你这种情况,有没有学校可以读。

我们一开始想去南大作家班,那个班总不开学,等了大半年,得到的消息是明年才开,而且学费好像是一万左右。是的,就是这么贵,我现在都记得我也感到了压力。

我们不想再等,我爸托人去问复旦大学,很快得到消息,复旦有个作家班,虽然这作家班已经开学一个多月,但他打电话去问了,可以插班入读。我爸决定第二天就带我去。

正好有个叔叔第二天去蚌埠出差,蚌埠当时是铁路枢纽城市,去上海的车会相对多一点。我们决定搭他的车先去蚌埠。

谁想我坐不惯轿车,车行不久,就吐得一塌糊涂,我爸只好带我下车,在路边等来一辆大巴,招手拦下,站着来到蚌埠火车站。到那儿就见乌泱泱的都是人,排了很久的队,才买到两张当晚的站票。

那是我平生乘坐的最拥挤的火车,之前,我从不知道,人可以被压缩到这种程度。厕所里站着人,座位底下躺着人,我们几乎是踮着脚站在走道上,不用扶任何东西也不会跌倒。

时不时有乘务员推着售货小车径直走来,一些人只好脚踩座位旁边的栏杆,双手抓着货架,将自己悬空起来,但这还是激怒了那个乘务员,她叫道:“赶紧下来,瞧你们跟个壁虎似的”,可是,你让人家朝哪里下呢?

就在这一团混乱中,我和我爸大着嗓子,谈王安忆,王蒙,也谈当时最红的余秋雨,谈我的下一步,美好的明天正在徐徐展开,几乎完全将乱糟糟的当下覆盖。

凌晨五点,我们到达上海站,站前广场上天色清灰,下面是楼群,又高又冷。我心里的那点不确定生出来,我忽然不敢乐观,明白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可以回头的路,这条路人迹罕至,我不确定自己走得通,我知道我在冒险,我怕我爸不知道我在冒险。


像刘姥姥似的一路打听着,换了两趟公交车,我们来到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,报了名,交了厚厚一叠学费,领了蚊帐什么的,我爸带我来到宿舍,帮我铺床挂蚊帐。宿舍里有两个女孩子,都是作家班的,很热情,我爸操着家乡话跟她们交谈,我却感到一丝不安。

就像林妹妹初入荣国府,生怕走错了路说错了话让人耻笑了去,我爸这么高门大嗓的一口家乡话,她们会作何想?然后我又看到旁边的空床上,挂着一件特别时髦的连衣裙,我想睡这张床的,一定是一个特别洋气的女孩子,她很快就回来了吧,她会有怎样的眼神。

我催着我爸回去,我们下车时他已经买了返程票,我奶奶那段时间身体不好,他不太放心。同屋的女孩子有点不忍,说,叔叔太辛苦了,让他先在这休息一下吧。我爸犹豫着,想去小卖部帮我买点日用品,但又担心去车站的路不熟,耽误了火车,就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,留了几十块零钱,剩下的都给了我,就离开了。

那个晚上,站在窗口,对着大片的黑夜与凉风,我哭了。想着还在火车上颠簸的父亲,他有没有座位,能睡上一会儿吗,他如此辛苦地将我送到这里来,最后会不会被证明尽是徒劳?我赤手空拳站在这里,真的能给自己打开一个未来吗?

后来我爸说,返程的火车人倒不是很多,他一上车就趴在小桌上睡着了。朦胧中感到有三拨小偷光顾过,翻他的口袋,他头都不抬,就那么几十块钱,贴身放着,小偷偷不去。

下了火车,也是凌晨,没有公交车,旁边的三轮车招揽生意,他一问,要三块钱,他决定走回去。

一路走着,又渴又饿,看到路旁有卖烧饼的,他买了一只烧饼,再走几里,看到卖茶叶蛋的,再来个茶叶蛋,吃下去,还是饿,于是又买了一套煎饼果子,他平时不吃小吃,这次发现这煎饼果子真好吃。这些东西加一起,正好三块钱。

我爸说的时候大笑着,似乎很满意,又有点自嘲。

留在上海的我没有这份豁达,我这人有点敢做不敢当,牙一咬眼一闭都跳下去了,掉到半中间开始害怕,害怕不能成功又没有工作,无法谋生,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

一年半之后,我从上海回到家乡小城,确实很经历了一番颠沛流离,经常深夜睡不着,害怕这种处境会延续一生。

我爸似乎看出了我的怕,有次跟我说,不用急,你老爸除了工资,还有稿费,再养活你十年二十年不成问题。十年二十年,你总能写出来。

现在想起他这句话,还是觉得很感动,感动于爱,也感动于信任。换成我自己,都没法在这么长的时间线上保持信心,可能会在孩子退学的那一刻就崩溃了,但是崩溃毫无意义,乐观才有无限可能,也才是唯一正确的。

我爸的各种不平、不甘,那种形之于色的忧愤与彷徨,其实也是一种乐观,在他心中,依然有个对的世界,他的各种努力,都是要把那个对的世界找回来。包括写作。不管经历多少打压,都不放弃对那个“对的世界”的坚持,这是对自己生而为人的一种尊重。



我爸向来爱挣钱。

一方面因为家庭负担重,我奶奶常年吃药,时不时还要住院;另一方面,当他感到怀才不遇“欲渡黄河冰塞川,将登太行雪满山”时,挣钱这件事能够给他某种成功感。

有人说金钱有一点像上帝,是在权力之外,控制这个世界最好使的工具,甚至于权力也常常听命于金钱。我爸虽然挣不到那么多的钱,但是当他感觉到没有被单位公平地对待时,挣到钱多少算是一种安慰。

起初他挣钱的方式不脱乡土本色,养过兔子——一笼一笼的安哥拉长毛兔,养在院子里,我爸下班就会去护城河那边的郊外割草,有时也带上我。他割草的同时对我指认蚕豆和荞麦,有次,还让我看一只螳螂,它绿得透明,悍然举着一双大刀,大眼睛愣愣的。

受国际形势影响,兔毛突然降价,我爸把兔子卖了,养鹌鹑。有段时间我们家早餐桌上总有三五个鹌鹑蛋。

他甚至还养过土鳖,想过种苜蓿草,买过一台针织机……搞钱方式流水般更换,但有一样很恒久,就是写稿。

为了提升上稿率,我爸买了台打字机,写稿之外,他也接打字的活。他所在的那栋楼上原本有个打字店,我爸的优势是顺便还能帮别人改稿。他的业务因此频繁,我妈也参与进来,下班就坐在桌前打字,以至于我妈不在家时,我耳边也会有哒哒的幻听声。

打出来的蜡纸,要到油印机上用人力印出来,活多时,我爸会忙到深更半夜。他的手指常年是黑的。有天他把手伸出来,笑着说:“两鬓苍苍十指黑”,我听得心里有点难受,曾几何时,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好看的人。


我爸却主要是得意,现在想来,是他对抗这世界的一种方式。他工作那么努力,得到的认可却很有限,不管在哪里,他都要给人让路,要给有学历的人让路,要给有背景的人让路,一让再让之后,这种狂傲,也许是他的一种自我保护吧。

好在渐渐的,排在他前面的人相继高升,他终于也熬成了一个部门小领导。职务不算高,但有点小小的权力,可惜权力这样东西,落到他手里,也是明珠暗投。

比如说,有次他和一位领导去南方出差,路途迢迢,要在某地中转。到了当地,领导司机说,找个好点的酒店吧,我爸说,好赖不过一宿,对付一下就是了。费用是由我爸所在部门出,领导和司机只好由他。

结果我爸找的那个店条件简陋也罢了,夜里还进了贼,把领导的裤子偷走了。老板娘跑到大门口,找回裤子,领导赶紧去摸口袋里的钱包,当然是摸了个空。

我也是不擅长和领导交结的人,但想象此情此景,换我估计能吓够呛。咱固然不必去巴结领导,但也不要得罪人家啊。我爸回来后说起,却哈哈大笑,对受害者非常没有同情心。

那一路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,人领导高高兴兴出个差,愣是被我爸整成了荒野求生。公平地说,这个事,领导相当无辜,想住个差不多的酒店,吃得稍稍像样一点有什么问题吗?

我爸也不是有意整蛊,他常说自己是“泥人不改土性”,省吃俭用惯了,在他眼里,住得好坏真的没有差别啊。至于说会进贼,他不觉得是个事,睡前他把衣服都折好放在枕头底下,也提醒领导了,领导不听,他有啥办法。

这位领导卸任之后,我因为偶尔的机缘和他聊过几次,发现他读书甚多,待人接物都有些书生气,在官员里,是比较令人愉快的那一类。可惜和我爸没缘分,不过人与人之间,隔膜才是常态。


并不是每个领导都能像这位这样默默忍耐。有几年,我爸过得不怎么快乐,即便他不说话,我也能在他脸上隐隐看见怒意。后来他开始写作,写得废寝忘食,他现在身体不太好,可能都与此有关。

我体会我爸的心情,一定有许多不甘,他这大半生,活得兢兢业业,工作上他热爱新闻事业,听到哪里有线索,总是第一时间赶到,为了写稿废寝忘食,名字频繁出现在各大报刊上;对于朋友,他慷慨热情,为人质朴,奉献多而索取少,人送外号老黄牛。为什么,他这样的人,总是要给人让路?总是处于下风?

他在乎的也许不是得到,而是他一直信奉的才能与奋斗,在别人眼里为什么这么一钱不值?被人家肆意踩在脚下摩擦。

我有次跟我爸聊到这个话题,我说他对世界认知有问题,“我不要你觉得,我要我觉得”,这个话,不是人人都能讲的,普通人,说了不算,这种铁律,不是通过努力就能跨越的。到了这个年纪,不如与世界握手言和,躺平拉倒。

我爸当时很不以为然,说我太悲观。我不想争论,打了一句哈哈了事。我拿来打哈哈的那句话,就是网络上比较红的,“悲观者正确,乐观者前行”。

用这句话终结争论真是再合适不过了,既不得罪对方,也不放弃原则。

有一天,我想,但悲观真的正确吗?

那是在我娃某次期末考试成绩出来时,他考得不太好,他的好朋友考得也不太好。好朋友的妈妈打电话给我,各种诉苦,感觉天都要塌了。我说一次考试成绩不说明什么啊,其实考试成绩本身也不说明什么,不要太悲观,悲观是无益的消耗,只会堵死自己的路。

说着,我忽然想起我爸,从根本上,我和我爸一样,是一个乐观主义者,我们凭借着乐观,走过艰难,同时将自我保全。这一点,尤其体现于育儿这件事上。

我爸退伍时,我两岁多,我爸每天下班回来,就教我识字。我再长大一点,如果他到家时看见我在读书,会奖励我一颗糖。

于是出现滑稽一幕,傍晚,正在玩耍的我忽然丢下玩具冲进房间,拿起书大声朗读。外面我妈和我姥姥哈哈大笑,并不是我爸回来了,她们用扇子扇炉子的声音太像自行车轮声了。

我阅读能力再强一点时,我爸给我买来很多童话书,其中一本叫做《童话学》。那些理论对于五岁孩童实在太高深了,但援引的例子还是让我看了很多遍。

我每一篇作文我爸都会细读,上初二时,一首奉旨而作的朗诵诗让我爸惊为天作,当晚送到他的同事、副刊编辑王秋生家中,王叔看了也说好,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。

那时我已经开始偏科,语文前几名,数理化只能考几分。高二时候,我不愿意无端消磨光阴,决定退学,把自己培养成一个作家。

我每天仍旧背着书包出门,到近郊的坝子上溜达,路上人迹稀少,不大会碰到熟人。然而天越来越冷,快下雪时,我瞒不住了,跟我爸坦白了。

我爸问,你将来不会后悔吗?我说,不会。我爸说,那好。但是你这么小,也没有生活基础,待在家里写作是不行的,我去打听一下,你这种情况,有没有学校可以读。

我们一开始想去南大作家班,那个班总不开学,等了大半年,得到的消息是明年才开,而且学费好像是一万左右。是的,就是这么贵,我现在都记得我也感到了压力。

我们不想再等,我爸托人去问复旦大学,很快得到消息,复旦有个作家班,虽然这作家班已经开学一个多月,但他打电话去问了,可以插班入读。我爸决定第二天就带我去。

正好有个叔叔第二天去蚌埠出差,蚌埠当时是铁路枢纽城市,去上海的车会相对多一点。我们决定搭他的车先去蚌埠。

谁想我坐不惯轿车,车行不久,就吐得一塌糊涂,我爸只好带我下车,在路边等来一辆大巴,招手拦下,站着来到蚌埠火车站。到那儿就见乌泱泱的都是人,排了很久的队,才买到两张当晚的站票。

那是我平生乘坐的最拥挤的火车,之前,我从不知道,人可以被压缩到这种程度。厕所里站着人,座位底下躺着人,我们几乎是踮着脚站在走道上,不用扶任何东西也不会跌倒。

时不时有乘务员推着售货小车径直走来,一些人只好脚踩座位旁边的栏杆,双手抓着货架,将自己悬空起来,但这还是激怒了那个乘务员,她叫道:“赶紧下来,瞧你们跟个壁虎似的”,可是,你让人家朝哪里下呢?

就在这一团混乱中,我和我爸大着嗓子,谈王安忆,王蒙,也谈当时最红的余秋雨,谈我的下一步,美好的明天正在徐徐展开,几乎完全将乱糟糟的当下覆盖。

凌晨五点,我们到达上海站,站前广场上天色清灰,下面是楼群,又高又冷。我心里的那点不确定生出来,我忽然不敢乐观,明白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可以回头的路,这条路人迹罕至,我不确定自己走得通,我知道我在冒险,我怕我爸不知道我在冒险。


像刘姥姥似的一路打听着,换了两趟公交车,我们来到邯郸路上的复旦大学,报了名,交了厚厚一叠学费,领了蚊帐什么的,我爸带我来到宿舍,帮我铺床挂蚊帐。宿舍里有两个女孩子,都是作家班的,很热情,我爸操着家乡话跟她们交谈,我却感到一丝不安。

就像林妹妹初入荣国府,生怕走错了路说错了话让人耻笑了去,我爸这么高门大嗓的一口家乡话,她们会作何想?然后我又看到旁边的空床上,挂着一件特别时髦的连衣裙,我想睡这张床的,一定是一个特别洋气的女孩子,她很快就回来了吧,她会有怎样的眼神。

我催着我爸回去,我们下车时他已经买了返程票,我奶奶那段时间身体不好,他不太放心。同屋的女孩子有点不忍,说,叔叔太辛苦了,让他先在这休息一下吧。我爸犹豫着,想去小卖部帮我买点日用品,但又担心去车站的路不熟,耽误了火车,就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,留了几十块零钱,剩下的都给了我,就离开了。

那个晚上,站在窗口,对着大片的黑夜与凉风,我哭了。想着还在火车上颠簸的父亲,他有没有座位,能睡上一会儿吗,他如此辛苦地将我送到这里来,最后会不会被证明尽是徒劳?我赤手空拳站在这里,真的能给自己打开一个未来吗?

后来我爸说,返程的火车人倒不是很多,他一上车就趴在小桌上睡着了。朦胧中感到有三拨小偷光顾过,翻他的口袋,他头都不抬,就那么几十块钱,贴身放着,小偷偷不去。

下了火车,也是凌晨,没有公交车,旁边的三轮车招揽生意,他一问,要三块钱,他决定走回去。

一路走着,又渴又饿,看到路旁有卖烧饼的,他买了一只烧饼,再走几里,看到卖茶叶蛋的,再来个茶叶蛋,吃下去,还是饿,于是又买了一套煎饼果子,他平时不吃小吃,这次发现这煎饼果子真好吃。这些东西加一起,正好三块钱。

我爸说的时候大笑着,似乎很满意,又有点自嘲。

留在上海的我没有这份豁达,我这人有点敢做不敢当,牙一咬眼一闭都跳下去了,掉到半中间开始害怕,害怕不能成功又没有工作,无法谋生,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。

一年半之后,我从上海回到家乡小城,确实很经历了一番颠沛流离,经常深夜睡不着,害怕这种处境会延续一生。

我爸似乎看出了我的怕,有次跟我说,不用急,你老爸除了工资,还有稿费,再养活你十年二十年不成问题。十年二十年,你总能写出来。

现在想起他这句话,还是觉得很感动,感动于爱,也感动于信任。换成我自己,都没法在这么长的时间线上保持信心,可能会在孩子退学的那一刻就崩溃了,但是崩溃毫无意义,乐观才有无限可能,也才是唯一正确的。

我爸的各种不平、不甘,那种形之于色的忧愤与彷徨,其实也是一种乐观,在他心中,依然有个对的世界,他的各种努力,都是要把那个对的世界找回来。包括写作。不管经历多少打压,都不放弃对那个“对的世界”的坚持,这是对自己生而为人的一种尊重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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